尼克·库德瑞，安德里亚斯·赫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2016）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作者：尼克·库德瑞（Nick Couldry，LSE媒介与传播系）；安德里亚斯·赫普（Andreas Hepp，不来梅大学媒介、传播与信息研究中心）

译者：陈荣钢

来源：Couldry, Nick, and Andreas Hepp.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Polity Press, 2016. 导论

社会要被“什么”中介化/媒介化（mediated）？自19世纪末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社会理论以及对社会和公共世界的日常描述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神话式的，或口号式的。少数严肃的答案则基于至少二十五年前的社会基础结构解读。

基于社会建构自（于）技术中介过程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原则，我们应该如何重新思考社会世界（social world）——包括“社会性”（sociality）、“社会化”（socialization）、“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社会”（society）的特征？

我们是必须生活在一起的人类，既如此，“现实”（reality）就是通过社会进程建构的，那么，如果社会本身已经被“中介化”，已经通过媒介塑造和形成，那么这个过程会对现实产生什么后果？

这些问题产生了我们这本书的标题：现实的中介化建构。这些问题的基本术语需要得到讨论。近几十年来，“社会”这个词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除了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的攻击——撒切尔夫人的著名口号“没有社会这回事”，社会作为理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被社会科学中的其他优先事项所取代。

比方说，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试图解构社会，至少是重新阐释社会。他认为“社会”是社会学家的虚构，这种虚构通常使我们看不到实际的物质安排，通过这些安排，各种实体，人和非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规模上联系在一起。

拉图尔针对的主要目标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人类的行为和想象力构建出来的事实。这个“事实”与自然科学的 “事实”一样多。

涂尔干这个社会概念的参考点主要是面对面聚会的情感和认知现实。涂尔干没有考虑到，当社会的概念部分地通过技术中介过程呈现给我们时，它必须改变，而技术中介过程又必然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结果。

此外，其他作者认为，涂尔干在强调社会再现（representation）方面是有问题的。这些作者寻求完全绕过“意义”（meaning）的连接、摩擦和共鸣的形式。还有一些人想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人类交往转移到“后人类”（posthuman）上，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似乎是古怪而狭隘的。至少，“社会”这个术语需要一些更新，社会理论也需要。

什么是“媒介”（media）？我们要认真反思媒介机构如何代表、扭曲社会，这要求我们把“社会”（society和the social）放进“引号”里。在数字时代，当新的经济价值都来自“社交媒体”平台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媒介”这个词本身掩盖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中后期，关于媒介对社会生活价值和现实之影响的讨论集中在电视媒介和电影媒介上。在大众传媒时代，只有广播才有可能触及到一种持续的社会塑造形式，尽管塔尔德（Tarde）在报纸传播的问题上为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

随着十多年前社交媒体网络的出现，“媒介”现在不仅是内容集中的渠道了，它们由平台组成，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平台实际上是他们通过交流使社会成为可能的空间。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数字革命”（digital revolution）涉及的不仅仅是数字化和互联网，而必须通过社会学思想的重大转变来回答。社会学思想的这种转变及其对媒介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s）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这些关键变化是本研究的主要焦点。

因此，我们既关注媒介的转变，也关注社会世界的转变。我们关注的不是媒介本身的文本（texts）、再现（representations）和想像性形式（imaginative forms）。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讨论的“现实”不是指媒介表现或现实建构（比如“真人秀”），而是媒介对社会世界的实现感（the achieved sense of a social world）。在这一点上，从媒介和传播研究出发，我们希望能对媒介和社会理论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事实上，我们的观点是，社会理论不再可行，除非它部分地被媒介理论所改造。

然而，一旦我们承认我们现在称之为“媒介”的机构“形象”（figurations）的复杂性，并解构不同权力集团对社会的各种表述，有些人可能会想完全放弃“社会”这个词。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社会”这个词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社会”一词指出了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称之为“将人们置于彼此之间、社会关系中的各种媒介”。

事实上，“社会”一词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东西，即使是近来的批评者也不会否认，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这些关系总是包括交流的关系，正如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所说：“社会建设的过程只能被分析为一个交流的过程。”因此，社会的基本中介化性质——我们作为人类必然的中介性的相互依赖不基于某种内在的精神现实，而是基于物质过程（物体、联系、基础设施、平台)，通过这些物质过程，交流和意义的建构发生了。

提出一种社会世界的唯物主义现象学

本研究旨在更好地理解作为社会世界一部分的日常现实的建构。我们同意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观点，他写道：“建构的概念已经变得陈旧。它需要新鲜血液。”社会现实建构的理论至少要注意今天社会生活建构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中介化的交流。这一简单的认识对社会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研究旨在提出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类型的唯物主义现象学（materialist phenomenology），媒介在其中扮演着显而易见又不可或缺的角色。

“唯物主义”这个词指的是一种被称为“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的方法，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写作密切相关。威廉斯的主要观点是，在分析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时，要包括日常实践的物质和象征层面。威廉斯在讨论电视作为（物质的）技术和（象征的）文化形式时，自己也证明了这个出发点的重要性。

这不是一个将物质与象征对立起来的问题，而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两者。这是媒介与传播促进社会世界构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今天的社会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需要把媒介视为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技术和感觉制造的过程。通过使用“物质性”（materiality）这一术语，我们把这种复杂性强调出来。

我们提出了一种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因为我们相信，无论它看起来有多复杂，甚至不透明，社会世界仍然是可以被人类行为者解释和理解的东西。事实上，社会世界是通过这些阐释和理解建立起来的结构。

韦伯（Weber）对社会学的定义是“对社会行动的阐释性理解”，这不仅仅是定义上的力量——正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言，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用符号代替事物”。然而，现象学在认真对待世界方面走得更远，因为它阐释的是特定的社会行动着及其广泛的相互关系。现象学有一个隐含的人文主义维度，我们完全支持这一维度。

一种完全的唯物主义现象学能够绕过一些与社会现象学“经典”传统有关的标准和重要反对意见。例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坚决反对现象学给予“观察主体的绝对优先权”，或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反对象征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将权力关系减少为交流关系”。

在我们的唯物主义现象学中，我们希望不犯这些错误。如果像现象学所坚持的那样，社会世界部分地由阐释和交流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描述就必须密切关注物质的内在结构，今天的交流正是通过这些结构并在其基础上发生。

现象学不能只关注世界如何被特定的社会行动者阐释。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对日常现实的社会建构进行全面的重新思考，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相互联系中，阐释为数字时代服务。

这意味着阐释将重新占据与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的名著《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有关的空间。该书在半个世纪前出版，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阅读量最大的社会学文本之一。但我们的目的显然不是要重写伯格和卢克曼的著作，甚至不旨在重新阐释它。相反，我们旨在于数字时代提出一种不同的、可供比较的、有关现实如何被建构的观点。

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的名著《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顺便说一下，伯格和卢克曼的著作虽然有许多值得钦佩之处，它将20世纪中期的现象学社会学传统发展为令人满意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但这本书离我们的年代有些远了。除了一两个间接的段落，他们也对基于技术的传播媒介只字不提。

无论如何，我们的挑战与伯格和卢克曼的挑战截然不同。我们要建立一种完全唯物主义的现象学，它不仅从数字媒介的事实出发，而且从当今社交媒体日益依赖的、新数据驱动的基础设施和通信事实出发。这意味着理解在一个深度中介化的时代是如何构建社会的，因为构建社会感的要素和构件本身就是基于技术的中介化过程。

因此，我们在现象学上理解世界的方式必然与限制、负担和权力关系纠缠在一起，这些都是媒体作为传播基础设施的特征。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了“深度”中介化的概念，它涉及到社会世界如何构建的根本转变，因此可以被描述。除了伯格和卢克曼，我们还呼应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后者已经对媒介技术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有着深刻的洞察力，这是前两位所缺乏的。

我们重新加工伯格和卢克曼的遗产，扩大两人最初研究“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研究范围。借此，我们承认今天日常现实的完全中介化特征。我们发展出一种关于媒介和传播嵌入日常生活社会逻辑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是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尽管我们不依赖他们的主张。

一些灵感

我们对伯格和卢克曼的重新阐释有一个意料之外的灵感之源，那就是伟大的天主教神父、激进的教育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他生前写的最后一本书重新阐释了欧洲12世纪沟通的生活世界之转变，这种转变在印刷技术带来更多大变革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伊里奇描述了这样一种转变——书面手稿作为惰性的储存库，以神圣的语言储存着受人尊敬的文本，直到永恒，同时通过口头诵记通过记忆保持着活力。

书写被用于储存，也被任何语言用于当时的表达，包括由“普通”识字者（例如，记事员或写日记的人）意图表达的意义。伊里奇阐释人类如何通过存储技术制造意义的位移。这一转变发生了半个多世纪，并引入了一种新型的阅读、写作、说话和思考的自我。伊里奇将这一变化描述为“概念空间的公理（axioms）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变化，因为这种相互关系由字母使用技术所中介和塑造”。

只需要将伊里奇的“公理”一词扩展到今天使用代码和超链接的技术，我们就有了一个优雅的短语来捕捉数字时代变革表面简单却激进的东西。他使用的“公理”一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有价值的东西”。在数学中，亚里士多德用这个词指作为知识被高度重视的东西，以至于在建立一个论证或证明时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

社会理论提供了各种方法来理解媒体对日常生活公理的转变，但每种方法都有局限性。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似乎提供了对数字世界的洞察力，因为后者可以被简化为一套环环相扣的系统的运作。但是采用卢曼的系统理论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它不仅假设日常经验和社会意义的生活世界是系统化和功能分化的，而实际上可能比这更复杂和多中心，并且掩盖了高度动机（motivated）和高度机构导向（institutionally directed）的强制系统性尝试，这些尝试越来越成为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的重要特征。

在此，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重新调整我们对社会学意义的认识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拉图尔对更广泛的“社会”（society和the social）的概念深表怀疑，他坚持我们要关注人和物相互关联的各种方式。当我们所珍视的基本要素（日常生活的“公理”）因新的数字基础设施的使用而被拉伸和改变的时候，实践也就有了新的方式。

这里的代价在于，因为拉图尔怀疑社会学的阐释秩序，因此与日常行为者在阐释互动空间（“社会”）时仍然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脱节。“社会”不一定是一个秩序的空间，但它是一个秩序受到威胁的空间，而秩序的缺失会带来严重的代价。

这是现象学的一个关键贡献，即坚持认为我们作为人类，在我们设法在世界中制造的秩序内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可以说是先天的）利害关系，这种秩序的规范力量远远超出了作为个人和集体的我们的建构能力。

因此，如果我们要记录数字时代的人类困境，我们必须坚持这种“社会”的意义，这种困境来自于我们在越来越复杂的、也许是矛盾的条件下继续试图保持的机构和秩序。然而，我们确实跟随拉图尔放弃了“社会”的现代观念，如果我们指的是一种以某种方式“反对”自然而建立的独特的“人类”结构。

事实上，两个主要的哲学传统（亚里士多德传统（最近以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进行了修订）和黑格尔传统）都坚持认为有必要将社会理解为不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东西，而是作为人类，我们成长为“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一个不断发展的、自然的趋势，在其中可以过共同的生活。

媒介与传播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这种“第二天性”的一部分，因此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以与其他人类需求和目标相适应的方式发展。要为这种不断发展的“第二天性”找到一个词并不容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的形成如何呈现出累积和继承的形式，这一点仍然很重要，没有这一点，人类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拓展阅读】汤姆·冈宁：《旧技术的更新：上次世纪之交时，技术中的惊叹、第二天性和恐惑》（2003）

为此，我们提出了“具象秩序”（figurational order）这一术语，它建立在我们稍后介绍的“具象”（figuration）一词的基础上。这种具象秩序一直由社会塑造，但现在有可能被新的矛盾影响而错位，对现有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形式的可持续性产生根本的影响。

因此，作为社会理论家，我们关注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如何被嵌入一个世界，这种嵌入为我们带来了道德和伦理上的责任。以技术为基础的传播媒介现在是构建日常现实的基础，也就是说，构建和复制我们所处的世界，但其方式正在产生新的成本、张力和痛苦。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二十多年前所言：“在晚期现代性的条件下，我们生活在一个与历史上先前时代不同的意义上的世界。”现象学的任务是研究世界如何“维系在一起”。对于作为人类行动者的我们来说，作为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他人的存在来说，我们在何塞·范戴克（Jose van Dijck）所称的“连接时代” （the age of connectivity）中感受到了许多深刻的转变，这是把握矛盾感的最佳途径。

【拓展阅读】何塞·范戴克：《数据化，数据主义和数据监控：科学范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大数据》（2004）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社会生活的具象是否变得更不积极，更无序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找到什么社会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还没有呢？这些都是我们本书最终试图提出并至少开始回答的令人不安的问题。

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就会意识到社会理论到现在为止，在它所要理论的“社会”中，对这种由媒体产生的新兴的复杂性是多么忽视。社会是被中介化的，而这种中介化越来越多地被多种传播技术所维持——我们所说的“多种”，不仅仅是指今天媒体渠道和界面的多元性，而且还指它们相互联系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涵盖我们整个媒体环境的多维秩序。